自明代始，白银因其币值稳定、易于携带等特点，被作为货币广泛流通。学界围绕明代白银问题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，但在明清白银大量使用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中，大众白银知识与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引起足够重视。正如法国学者福柯“知识权力论”阐释的那样，知识与权力是共生共谋关系。就货币而论，拥有相关知识的人就有权力并能获取相应利益。揆诸史实，在明清市场交易中，南北地域之间、不同对象之间，白银的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别。而这种差别除了国家政策导向、货币供给、市场发育等因素之外，也与普通民众对白银货币的认知水平息息相关。因此，从民众知识层面考察白银的行用情况，或许能为明清白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。换言之，民众对白银知识的掌握程度，反映其对使用白银的倾向，而认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谁会在白银行用时获取利益。无疑，白银认知影响了白银的流通。
日常白银知识的形成与传播
唐宋以来，随着白银作为货币不断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，白银知识也开始逐渐形成和传播。到了元明时期，如元代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》和元末明初《格古要论》等均指出白银成色特征，但此时白银认知更多是作为“宝物”“古物”类的品为前提的，受众也多为贵族、士大夫阶层。随着明中叶白银大量流入，尤其江南和东南地区白银广泛使用，商人因商品交易频繁，白银需求增加，于是不断总结用银经验，并将其编入商书中，以方便相关知识的传播。据学者的相关研究，明清时期商书较前代大为发展，不过从传播空间而言，北方地区的商书流传相对较少，商书主要集中在商业与文化都较为发达的江南、东南地区，并且部分商书中有专门关于货币使用的记载。如明末流行于江南、福建一带的《三台万用正宗·商旅门》，就记载八成、九成、九二三、九五六等成色银两的特征，由此表明面向大众的白银知识在南方渐趋成熟。
到了清代，随着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，白银使用更为广泛。于是在康乾时期就编撰有专门记载白银成色的“银谱”类专书，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冯琢珩刊刻的《辨银谱》中提及“断银歌”“三十一样查”“三十样口”等各种歌诀，囊括了各种白银的成色、形状、特征等，此后该书被众多商人纷纷出资刊刻而在南方广泛流传。再如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宁寿堂商号所刊《银谱》，除记载银两成色外，还对直隶、山东、山西等全国20余地的银色标准进行记录，方便了市场扩大形势下商人的跨区域贸易活动。而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刊印的《商贾便览》中所收录的《平秤市谱》《辨银谱总论》等条目，除包括一般《银谱》的银色内容外，还增加了辨银的步骤和要领等，对行商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商书和银谱使得白银知识更加细化，在其影响下，面向大众的珠算书、杂字书、指南书中也有对白银知识的相关记载。白银成色知识已逐渐深入乡间，如清乾隆时期编订的《幼学杂字·银色门》对银色作出通俗的解释：“新倾九五，九三白丝。煽银火盖，收银水丝。化京箍儿，槌汁画丝。足曹土镛，油火关丝……”不仅辨别银色知识，而且白银称量知识也逐渐用于民众珠算教学中。如康熙时沈士桂所著《简捷易明算法》提到的“堆垛银数法歌诀”,就是专门针对白银重量换算时，两、钱、分、厘多位数累加不便而创作的。这些便于记诵的辨银歌诀、计算歌诀等逐渐传播至基层，方便了大众了解白银知识。可以说，明至清前期，以江南、福建地区为代表，日常白银知识已然形成并在民众中得到较好传播。
清中后期随着全国性市场的整合，地域商帮的崛起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。随着贸易的频繁往来，白银也大量流入北方，从而增加了北方民众更多接触和使用白银的可能性。而伴随着出版业的迅猛发展，商书、类书等出版中心由明代的福建、江南、徽州等地，逐渐扩张至清代的内陆甚至边疆地区。于是，以往多流传于江南地区的商书也逐渐流传至内陆，如前揭《辨银谱》等书籍，在清中期以后的北方商人中广泛传播，传抄与复刻的版本也较多，其中典型如山西商人参考该书并根据自身经验创作的《周行银色歌》等，成为晋商学徒成商的教材。该书对银两成色、戥子使用等知识在各地民间传播也多有裨益。
此外，士大夫或科举不第的文人积极参与类书、杂字书的编撰，使得白银知识随书籍逐渐拓展下渗到各地乡村，至清晚期几乎已在全国普及。同时，大多数日用书、杂字书虽质量稍显粗略，但因价格低廉，成为当时民众易见易得的畅销书。这些书籍加强了各地民众对白银知识的了解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百姓日常用银的担忧，部分契约所见京师、直隶、山西等地交易大额用银比例增加便是很好的例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