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用银有着明显区别，明万历时期郝敬曾言：“今海内行钱，惟北地一隅。自大江以南，强半用银。”乾隆初皇帝要求各地督抚奏报当地用银用钱情况，由其反馈结果可知，清初江南大多地区无论大小交易，知用银而不知用钱。“即厘数之间，亦皆用银”，福建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用银倾向明显高于用钱，而北方五省“收买粮食、布匹、棉花等类，市上俱用钱文”，可见南北用银差异明显。除经济、自然环境等因素外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，这与各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影响其对白银的认知水平有关。
就南北方文化程度而言，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，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除商书、日用类书、杂字书等大量发行等原因外，各地私塾义学兴盛，大众教育较为发达，民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。从现有史料可知，南方识字率要明显高于北方。明人张岱就曾指出苏杭地区村夫俗子已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，再如清代经商风气浓厚的徽州地区，当地民众普遍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，两湖、江西地区民众重视教育，因而其地在清代科举中也较为兴盛。识字率高显然是学习白银知识的前提，乾隆时期江苏巡抚就曾指出：“江南民多识字，村农孺子多知平色书算。”而对于福建、广东等地而言，大量家庭成员多有经商之举，子弟学徒经商也需掌握货币常识，因此也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。
南北方民众对于白银认知的差异，突出表现在对戥头和银色的掌握。首先，就戥头知识而言，戥头是一种比较精密的小秤，作为古代称量白银的工具至明代得到发展和推广。晚明传教士克路士根据对江南的观察后记载：“只通过金银的重量，每件东西都按重量买卖，因此人人在家里都有秤和秤砣，那都是非常完备的”（《中国志》）。再如明末的福建“今民间皆用银，虽穷乡亦有银秤”。由此可见，白银称量知识在南方已深入乡村，而在明代北方广大地区则较为少见。其次，就银色知识而言，南北也存在一定差异。明清时期，银色知识在南方部分地区民众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，典型如明中后期至清代苏州、徽州、闽南等田土交易契约中就根据银色划分出多种名称，成色高的称“纹银”，而低成色的则称“八成花银”“九三银”“梅花银”等，说明银色在当地已有相应共识，而“北方乡曲之氓，且多不识银色，尤以用钱为宜”。据此可知，南北方民众货币知识差异比较明显。
但也必须指出，在中国南北区域内部，也存在一些局部性差异。譬如南方虽多用银，但在一些边缘山区，由于大部分民众较为贫困，也存在用钱的情况。以粤西山区为例，其山民多以用钱为习惯，而闽北山区甚至出现用谷物交易土地等情况。然而在一些特定山区，或因山林资源丰富，或因矿业开发，山区商品经济发达，导致用银依然较为兴盛。这也表明，除了白银知识之外，用银多少也与财富的积累、贸易发展程度等因素有关。同样，在北方虽多用钱，但在商品贸易较为发达的局部地区，如明代山东临清州因运河而兴，也存在大量用银的情况，只是相对南方而言，还是较为少见。
因此，明清时期的白银行用范围的不同，除白银流入量、商品经济水平、民间习惯等因素外，白银认知水平也是造成地域流通差异的重要原因。北方教育水平、文化普及等，与大部分南方地区相比差距较大，南方白银知识传播较广导致白银使用较普遍。地域用银差异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白银认知水平对白银流通的影响。